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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先生为我的小说《桃红李白》写的序
2013年-05月-25日 14时:44分 未知 admin 点击:次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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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海口的机场就在市区内,我每天都能听见那剧烈的轰鸣,仿佛时光又回到二战。

常常想象我正挤在某个机舱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子。然而,那个位子却在我的想象中越来越虚幻,越来越遥远,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这样一架时空穿越机,在无数的白日梦里期盼着回到故乡,或者抵达童年甚至来生。后来,我被这样的飞机带到了北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独自体会出租屋的孤独。也经常与朋辈喝高,遗忘了自己的来路,而被司机随便将我丢到附近某家洗浴城。

有次夜里突然醒来,真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以为回到故乡,不觉泪流满面——这,应该就是乡愁,是每一个身在江湖的游子,始终挥之不去的隐痛。现在,文林通过他的小说《桃红李白》,把这一隐痛更具体地呈现给了我们,使我们不仅看到了隐痛的由来,也看到了这些“由来”的不可避免。

其实,这些不可避免的“由来”,一部分就是个人诉求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矛盾。国家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一个个乡村组成的,而每一个乡村又有不同的族群划分。因此,在血缘之外,传统道德价值观,无疑充当了另一根将草根群体串在一起的精神红线。这就是乡村社会的道统,它维持着一个族群甚或全社会和睦相处的可能。

尤其是在那些王权没有侵入的漫长岁月,乡村道统的承载者——乡绅,更是将其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我曾站在利川李氏庄园高大森严的祠堂前,听遗民谭宗派给我讲李氏家族的兴亡。那时,即或是楼台凋敝,逝者如斯,庄园里那口令人震撼的大水井,还是向我暗示了李氏家族所尊崇过的道德观。

当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道德价值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从身边发生的诸多事情,轻而易举的看到,恰恰是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决定了个体命运的不同走向,令人心碎的悲剧才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在滚滚红尘中,始终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感怀与乡愁。

的确,在中国,唯有乡村生活最能反映这片广袤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一切以中国乡村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其本质都是在展现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及其基本诉求。文林的这篇小说即是如此,在讲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乌江下游偏远乡镇的人们,经历时代变迁、家族争斗和苦难爱情的同时,也给我们揭示了乡村社会个人命运在传统道德制约下的渺小和无助。

这很像我年少时在鄂西古镇上看到的,无论那些打门前石板路上走过的男男女女有多么风风火火,他们的脸上始终都写满了令人不安的焦虑和迷茫。很多年后,我知道了这种焦虑和迷茫其实是一种自我恐惧,因为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秩序,早已成了真正掌管个人命运的那只手。

著名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一切命运都由人类自身决定。我们根植于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牺牲品,或值得纪念,或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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