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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异地高考与居住证制度挂钩
2013年-05月-25日 12时:55分 未知 admin 点击:次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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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贵峰

    2012年12月31日,官方划定的异地高考方案公布期限进入“最后一天”。包括京沪粤在内的十几个省区市已划定各自“门槛”。与其他省份相比,京沪粤三地异地高考“门槛”明显更高。其中,北京和广东方案强调过渡和渐进。而上海则如此前预料,将异地高考与居住证制度挂钩。(相关新闻见A04、A06版)

    赶在2012年最后几天,备受关注的京沪粤异地高考方案,终于揭开面纱。但综观三地方案,对外地考生开放程度极为有限,依旧坚持既有较高户籍壁垒。

    如上海方案,规定持居住证A证的人员子女方可在上海参加中高考,而外来人员如想办理A证,需要在上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参加上海市社会保险、且积分达到规定分值,基本上“与现行高考政策并无太大不同”;而北京方案更是严苛:2014年起,在京连缴社保6年,有3年北京高中学籍的随迁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普通高校的录取则尚未公布放开的时间表,外地考生只能有条件地“借考”,录取须回原籍。

    这样的方案,显然让人们尤其是那些对开放异地高考翘首以盼的随迁子女感到失望。但是对此,我们又不必太感意外,甚至也不必一味地抱怨地方政府。道理很明显:异地高考背后所触及的地方既得利益确实极为强大而强悍,并不是地方政府轻易就能割舍的,而天真地希望京沪粤等城市能够主动拿出对本地户籍人员不利而充分照顾外地人的异地高考方案,更是不切实际。此前北京、上海等家有考生的家长大面积反对异地高考,当地政府不可能不考虑他们的感受。

    怎样才能更切合实际地推动京沪粤异地高考的“攻坚”?笔者认为现实可行的出路只能是,在国家层面由教育部积极主导推动。之所以必须如此,不仅是因为在形式上,相比地方政府,作为中央部门的教育部,在异地高考中的利益关系显得更为超脱,更适合作为随迁子女的利益代言人;同时也是因为,从管理权限和职责角度看,教育部实际上也更有能力和责任,来真正打破围绕异地高考的利益博弈困局。

    异地高考背后的地方既得利益,比如“上好大学”层面上的一本录取率相差悬殊(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一本录取率超27%,上海超过20%,而全国平均水平仅约8.5%),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现行高校招生制度中各省名额分配的地域不公,无疑是症结之一。而真正有能力改革这一制度、化解这一症结的,显然只能是国家教育部,而非地方政府。因为宏观上看,管理或改革包括高校招生在内的高等教育制度,原本就是教育部的基本权限和责任,依据《高等教育法》,“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

    微观上,时下中国各地的所谓好大学,竞争最激烈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绝大多数也都是教育部直属的“国立”大学,而并非地方高校,如北京的北大、清华,上海的复旦、交大。而高校招生制度最受诟病之处,也恰恰是这些大学的招生名额分配不公平,诚如北大教授张千帆曾指出的,“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要比山东、河南等省考生高出几十倍”。北京大学是全国人民的大学,而非仅是北京人的大学,岂容越来越“地方化”?

    因此,若教育部能痛下决心尽快调整和改变这种不公——除了保留对边远省份的倾斜照顾之外,其他所有省市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招生名额均按当地常住人口比例进行公平分配,即使在现行高考制度的大框架下,异地高考所纠结的种种利益问题,也将趋于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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